□田渭法
你的生活哲学影响了我的。你的待人态度也改变了我的。
星早已不存在于宇宙间了，但是它的光芒在若干年后才达到地球，而且照耀在地球上。范兄，你就是这样一颗星，你的光现在还亮在我的眼前，它在给我照路。
——巴金《悼范兄》
1
年隆冬的一天。杭州“浙江第一师范”那幢低陋的宿舍里。
黑色的夜空已经开始发亮了。人们可以看见东方一道万紫千红的光亮。黑暗在挣扎中开始瓦解，亮光越来越宽，越来越亮，被黑暗浸得透不过气来的杭州城开始露出了显明的轮廓。
陈范予写完文章，转身瞟瞟还熟睡着的同学，吹口热气，搓搓手，像编辑先生一样审视起自己在寒夜里写就的东西。
是的，我，陈昌标，屈指算算，活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是18个年头了。
我的18年生活道路的内容是怎样的?我认为：自坠地以来，都是懵懵懂懂地生活。自“五四”运动以后，受到了国家新文化运动和世界大潮流的冲击，才放开了眼界，才真正开始考虑国家的前途。
对国家的前途和未来我是这样主张的：要从*阀的、权势的、偏废的，变为自由的、平等的、普遍的。要打破那资本主义，去实行劳工生活，推翻那阶级教育，去实施平民教育。
宿舍里开始有了谈话声和呵欠声。同学们七手八脚开始穿衣起床了。陈范予把文章搁在一边，来到梁柏台和韩柏华的床旁。
“柏台、柏华，你们起来后，去传达室那儿看看信，说不定老头把信搁在台子上头呢。”
梁柏台套上棉袄，愣了愣，“说不定!如果真搁在传达室桌上，我们明年也收不到秀松大哥的回信呢。”
“是的，”韩柏华已经拖上了鞋子，忙着系裤带。“我等会去问问看。不过，”他把手搭在范予的肩，叹口气，有点犹豫的模样，“如果当真俞秀松来了信，介绍我们去上海读俄语，可是去苏联的钱怎么筹办呢?”
陈范予“嗯”了一声，看着这位想得周到的绍兴人，举起那只还粘着墨汁的手搔起了后脑。他笑着，宽慰他们说：“现在连信也没有收到过，拿老百姓的话叫八字还没有一撇，到时候……对了，到时候就是‘船到桥头自然直’了。”
去上海、苏联的事情是同学们自告奋勇提出来的。他们太羡慕俞秀松了。这年一月份，同学俞秀松、施存统因“一师学潮”和办《浙江新潮》刊物触动了反动当局，……他们在无可奈何的境况中离校出走去北京大学上了“工读互助团”,随后，他们又南下上海，在渔阳里3号与陈独秀等成立了中国共产*上海发起组。为了推动中国革命，引进苏联十月革命成功经验和新文化运动思想，他们创办了外国语学社，作为推荐中国青年去苏留学、考察的学习场所。这一举动像隆冬的一个春雷，吸引了全国的许许多多进步青年，大家都有一种跃跃欲试的心情。一师的学生在称赞俞秀松、施存统之余，争先恐后要求俞秀松的好友、同乡陈范予作为去外国语学社学习的介绍人。
陈范予理所当然向俞秀松写了信，自己报了名，同时推荐了梁柏台和韩柏华。
穿好衣，洗罢脸，三个人在宿舍等着出操的口哨。学校被风潮闹得还“乱”,出操的哨子迟迟没响。梁柏台就去传达室看信，范予和柏华拿起盆子碗筷，叮叮咚咚敲着向食堂走去。
“范兄，柏华兄，你们看，渔阳里3号来信了。”他急急火火地把信交给陈范予。陈范予被柏台的喜讯所感动，望着秀松熟悉的字微笑着。柏台见范予一本正经又不紧不慢的，一把夺过自己拆开，然后又恭恭敬敬交给范予，说：“范兄，你念，咱俩人的命运都系在你的手上头。看看命运如何?”
韩柏华拉了拉柏台，高兴得也是蹦着，“到底是范兄的面子，秀松到底还是来信了。我想一定是喜讯。”
陈范予摊开信笺。
俞秀松给陈范予的信写得热情，很直爽。他说你和你所推荐的两位同学来外国语学社的事我知道了。我十二分的赞成你们的激进行动和激进思想。到沪上后，这里的生活费、学习费可以帮机器厂做工来解决，只是去苏联的经费务须筹足，车费、旅费加上生计，共计百块左右。
三个人被秀松热情洋溢的感情所感动。他们顾不得喝粥填肚子，咚咚咚一起跑到教务处问放寒假的日子。待到问得回来，食堂饭桌上的三盆粥已经是没有一丝热气了。
2
趁着寒假前，陈范予返回了家乡。
他是乘着船经钱塘江到浦阳江的，来到连湖山后村，已经是夕阳西红的时候了。
村前的银杏飘逸着淡淡的*叶。家里的小狗汪汪汪抬头吠着。陈范予到家，把简简单单的铺盖行李一放，就直唤着娘：“妈!”
妈正忙着给陈范予的弟妹们补衣裳，她抬头一看是儿子来了，把针线在头发上一戳，连忙站起，“昌标，你放假了。”
“妈，放假了。”
妈一看他带来了所有铺盖，皱着眉头，“怎么?你？”
“妈，爹呢?”
妈疑疑惑惑看着儿子，“他给人家做酒去了。”
“嗯。妈，咱今年收成好不好？”
说起收成，妈疑惑的眸子忽然睁得老大老大，两颗晶莹的泪水吧嗒吧嗒落下来。她叹息一声，说：“昌标，你是吃墨水的人，会得算家里这笔账。全家靠你爹一根扁担，七姐妹当中，你当大的又在外头读书，只有付出，没有收入，怎说得上收成呢？”
是妈脸上的酸泪和一番诉苦的酸心话，范予不响了。他觉得对不起父母，堂堂廿岁男子汉，只有向家庭找麻烦而没有一个为父母排忧解难的念头。他痴痴地在家踱了一会，往村外走去。
穿过祠堂，走出风水埂，他来到浦阳江边，寒风阵阵，干枯的芦苇摇动着，发出了沙沙的响声，清澈的江面，微浪逐岸，几只在冷风中飞翔的打鱼鸟喳喳地叫着。他的心绞痛一样的难过。向父亲要钱，一定办不到。自己动手赚，又没这个能耐。他太向往上海和苏联了，可他又太抱怨自己和自己的家。他想在浦阳江打鱼，他想过年替人家写春联收取钞票，他想趁年关向舅舅家借钱……
傍晚吃饭的时候，爹替人家酿酒回来了。陈范予心不死。他利用“迂回”的办法开始向爹进攻。“爹，苏联太好了。那里是共产*领导，是穷人的天下。他们那里没有剥削压迫，地主资本家都靠边，田地都归大家所有。咱有些同学去过，真的，那里太好了……”
爹当时被儿子的话说得也兴奋起来，可后来他终于懂了儿子给他的一个省略号。他抬起头来。
“你想到苏联去?”
儿子笑笑，“爹，我想去！”
爹的脸立即收敛了笑容，摆出一副教训的模样，说道：“咱一是没有这个条件。二是不喜欢把棺材往自己家里背。”
儿子放下碗筷，嘟哝着：“爹，去苏联，怎能说把棺材往自己家里背?”
爹喝着闷酒，喉咙开始响起来，“你们这些人我都晓得。像俞秀松，像汪寿华，都是些不求安分的人。你都看看秀松的家，他爹为儿子淘了多少气，悲出了多少病，他自己吃了苦头不说，到头来还要被*府骂。这，值得不值得呢?”
“爹，不说秀松，我是说我自己。”
“你同秀松是一样的人，这我晓得。去杭州读书，爹会再借钞票，去苏联，爹不但勿同意你，还叫你停学回乡来种田。爹三块板两条缝，直来直去!”
陈范予被爹的话说得噎住了。对家庭来说，爹的话有一定道理，可是……他唬地站起，开开门，冒着野外的寒风走开了。
3
陈范予重返杭州时，与学生领袖宣中华住在一起。宣中华是一师风潮的杰出人物，他剃个平顶头，俊秀、威武，又显得老练。当陈范予把就读外国语学社然后去苏不成的事告诉这位同学大哥时，宣中华耐心地疏导他，诚恳地安慰他：“昌标，有条件或者创造条件去上海、苏联是一桩好事，可没有这个条件留在杭州也一样。”
范予擦擦泪，说：“我和柏华、柏台是说好的，想不到……我恨自己！”
宣中华倒杯开水，哈哈哈地笑起来，“昌标，留在杭州同样的重要，像去上海、苏联一样的重要!”
范予抬起头，“这里有我新的工作?”
宣中华嗯着，说：“杭州的印刷工人要求一师的学生去上课，我们考虑再三，觉得你和耿仙去比较合适。梁柏台和韩柏华也是好同志，他们如果筹不到款，也可以和你一起去!”
陈范予睁大双眼盯着宣中华，“光就为了上课？什么内容？”
“不光是上课，还要创办一张工人的报纸，目前初定为《曲江工潮》,他们要聘你为特约撰稿员。至于上课是什么内容，那得根据工人的要求定。”
一席话把陈范予的心焙热了。他空虚而冷漠的心仿佛一下子被一股热力所充填，觉得浑身迸发出来一股劲。这不仅仅是他在课余找到了适应自己的一项工作，而是心中那只鼓起白帆的船只驶向了大海。
“中华兄，我会依照你嘱咐办的。”
“好，好，我放心你这个‘木陀’。嗳，你不妨去看看柏台和柏华，怕他们早已来到等着你呢。”
陈范予忽然记起什么来着，忙“嗯”了一声。
他来到校院前的操场，他远望近看，没有柏台和柏华，于是，取出个本子，坐在石墩上写起诗来。写诗是陈范予的业余爱好。他精熟唐诗宋词，钦佩李白杜甫白居易，然他又不喜欢他们作诗的清规戒律。他信仰自由，诗的做法也喜欢自由。一师导师朱自清和叶圣陶赞扬他的诗有锋芒，自成风格。
正写着，柏台和柏华已经进入院子，来到他的眼前。陈范予抬起头，丢开本子，一把抱住他们，“回来啦，钱筹来没有?”
说起筹钱的事，两人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，柏台说：“我回到新昌后，又是向家里要，又是向亲戚借。我爹问我，你借的钱何时能还，我说等天下的人都有饭吃都有衣穿。”他的话逗得大家哈哈大笑。
韩柏华筹来一些钱，但还相差一半。他问陈范予，是不是再过段时间去上海。陈范予知道他们筹钱不易，忙着把他们带到宣中华的宿舍。“你们先喝口水。我同中华兄商量一下。”
商量决定：梁柏台因为筹足钱先去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俄语，韩柏华则缓一步进行。
陈范予和韩柏华准备把梁柏台送至武林门。
路上，柏华抱怨自己说：“咱不知何时能筹足钱，像今天柏台一样多神气！”
陈范予劝着他，“你不要急，在杭州工作，也像去上海读书一样，也像去苏联一样重要！”
4
《曲江工潮》以浙江印刷公司工作互助会的名义办起来了。
它是一份半月刊，每期20页左右，印刷多份，不卖，主要与各报社、学校作交换。
《曲江工潮》以揭露反动势力，启发和唤醒工人阶级觉悟为宗旨，具有鲜明的*治态度和强大的鼓动性。它又在当时浙江众多的介绍十月革命、宣传社会主义的刊物中独树一帜，引起了社会进步力量的好评，上海《民国日报》曾对它报道过几次。
主编钱耕莘(又名耿仙)是一师的学生，也是陈范予的朋友，作为一名特约撰稿员，陈范予积极为他们投稿。他像宣中华、安体诚、刘大白一样写时事评论，又写文艺诗歌，笔名有范庸、范宇、万雨、乐我等。他文笔犀利，基础极好。年3月，因钱耕莘另有工作，主编的重任落在陈范予和魏金枝身上。
陈范予、魏金枝配合得十分默契。陈范予觉得自己喜欢文艺类，主动提出编管副刊，魏金枝也喜爱文艺，但对范予的要求他也尊重，于是担任编管时事、新闻、评论类的版面。
陈范予担任了主编，这似乎给他插上了飞向蓝天的翅膀。他把头脑里鲜明的观点寓在他苦思冥想的诗句中。他熟悉的是农村、农民、学生、教师，他认为这些人是真正的劳工，而歌颂他们写他们的生活就是宣传了自己的观点。每一首诗写成后，他总要给宣中华、韩柏华、倪忧天看看提提意见，然后加以修改。《曲江工潮》是发表园地，刚成立的文学研究会主办的《诗》刊是发表园地。当然空余时他也作画，什么肖像、写生、彩笔，画一件像一件。
初夏的一天，六公园的广玉兰树枝上一群鸟儿喳喳叫嚣着。报刊副刊编辑和文艺撰稿员召开了碰头会，在那碧波荡漾的西子湖上，他与潘汉华、汪静之、冯雪峰、赵平复(柔石)等相遇了。同行相会，非常亲切。他们从文艺副刊谈到文学创作，从小说创作谈到诗刊诗歌创作，又从文学研究会谈到即将成立的创造社，大家提到，是不是在这些人中间成立一个青年文学社，与文学研究会、创造社这两个新文学团相呼应。
潘汉华率先举起了手，“是的，组成一个新社团，我们就会有新的收获!”
冯雪峰操着义乌口音，积极地响应。“如果说我们对新诗还缺乏功底的话，可以现成请教朱自清、叶圣陶两位先生，如果说我们的新诗登不上大雅之堂，《诗》刊和《曲江工潮》的大门总是敞开的!”
于是决定成立一个新的文学社团——晨光社。
于是六七双手组成了一个欢呼的音符。
晨光，顾名思义就是早晨的阳光。青年是早晨的太阳，新诗是早晨的太阳，而“五四”所倡导的新文化扎根在中国民众间也象征着早晨的太阳。
晨光社就这样成立了。她真像一束早晨的光束照耀在杭城上空。
社员们凭着一股子热情，经常聚会一起，诵读名篇，传阅诗稿，评头论足。诗的内容涉及*治、文化、宗教、制度等，新文学开创者朱自清、叶圣陶先生对她给以了热情的鼓舞和扶植。他们常受晨光社的邀请，或开会指导，或评点诗文，或分析研究中国的现状，对新文学青年备加爱护。
志同道合。陈范予与冯雪峰成了一对好朋友。陈范予的诗歌题材多数选择在农村和农民，而冯雪峰熟悉农村生活，于是他们又是一对亲如兄弟的诗友。
有时候，陈范予诗性勃发，从晚上写到天明，第二天厚厚一叠诗稿交给冯雪峰。
冯雪峰拜读着范予的诗，仿佛给自己带来了一种精神力量和乐观精神。他称赞陈范予的诗，说：“可说首首都好，因为你的诗，都像你的人。”
“冯兄夸奖了。我请你指导，是叫你指出我的不是。”
“我钦佩你的三种精神，就是你的坚而热的精神，创造者的精神，高尚的宗教家的精神，和诗中的那种剑胆琴心……当然，还有一些似乎……”
冯雪峰的鼓励和批评使陈范予受到了鼓舞。他激情难抑，以《战士颂》表达着自己的生活态度和品格。
他写道：
我激荡在这绵绵不息、滂沱四方的革命洪流中，我就应该追逐这洪流，而且追过他，自己去深造广而深的洪流，为农夫制造葡萄美酒。
我，如是一个灯，这灯的用处，便是照彻多量的黑暗；
我，如是一个穿山甲，这穿山甲的工作，便是一心穿掘自己的道路；
我，如是海潮，鼓起波涛，去洗涤一起海岸陈腐的积物。如此就是生活，战士的生活。
然而正当晨光社的文学活动日益高涨起来时，《曲江工潮》的出版单位——印刷公司互助会的出色活动，引起了资方的仇视。年11月，资方乘互助会骨干不在公司之机，挑起了事端。互助会被解散了，由此无主的《曲江工潮》办到第十四期被迫停刊了。
秋风阵阵，*稀稀的树叶被无情的冷风刮落，飘逸在空中和马路。秋雨绵绵，弄堂里，马路上，淤积着一时退不去的黑黑的污水。
陈范予和魏金枝收拾起纸笔，恋恋不舍地离开了互助会那间低陋昏暗的房子，那心中的雨水如同屋外的雨水一样悲凉。
《曲江工潮》虽然停办了，但工人阶级的那颗坚持真理的心却得到了锻炼。有着这颗红心和那只能写字的手，诗还是可以写的，战士们还在，诗友们还在，晨光社还没倒!
5
陈范予在“一师”整整读了5年书。这5年，使他从一个普普通通的孩子锻炼成长为一名新文化战士；这5年，使他在痛苦的生活中看到了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*的希望；这5年，使他懂得生命和生活的意义。年，正是他学满5年开始毕业的时光，万没想到一场铺天盖地的大祸向他袭来。
这年3月，学校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大*案。
3月10日，有人故意把砒霜散在饭中，结果造成全校师生二百余人中*。
中*的师生恶心呕吐，腹痛腹泻。刹那间，饭厅内，走廊上，教室里，宿舍内，一片狼藉，到处是横着倒着挺着蜷曲着呻吟着的人们。学校顿时大乱。有人大喊救命，医院。
有25名师生死于非命，有三十多位师生经急救活了过来。
陈范予也是一位被急救过来的中*者。他中*深，症状重，医院，已经昏迷了。经医生三个昼夜的抢救，也可能是自己的命大，他从死神手中夺过一条命来。
可是他的五脏六腑都受到了深深*害。蛮好的身体变得十分的孱弱，十分强健的人只剩下一副骨头一张皮。他哭了。他流下酸泪。他觉得自己有许多向往许多精力，要做许多事情，但身不由己。他多么想找回那个强健的他，可是砒霜中*后遗症只给了他一点幻想。他的心绞痛般的难过。他对着镜子大叫道：“妈妈呀，我要死了!”
中*之后到夏天。他几乎不能做一点事。马上，他毕业了。八仙过海的同学们都奔赴各地去显“神通”。他由于身体不好，在偌大杭州城找不到一份工作；由于身体不好，他大大削弱了自己的活动能力。朋友们都同情他，但却是心有余力不足帮不了他什么忙。
屋漏偏逢连夜雨。由于体弱，集体抵抗力降低，结核症菌悄悄地钻入他的躯体。他咳嗽，每天下午有低热，每天夜间出冷汗。人越发消瘦了。他当时不知缘由，还误为是中*后遗症带来的恶果，后来痰中有血，医院配药。服了月余中药，咳嗽、咳疾略有好转，他有点坐不住了。他担忧着自己的前途和饭碗。
年，经同学介绍，他去慈溪普迪小学任教。一年后的年，朋友又介绍他到杭州第一中学小学部和上海等地工作。让他去教小学，实际上是让他轻松一些养好自己的病。当一名小学教师，这对一名“一师”毕业生来说是下了高山走平地——轻松得很。他尊重同学、朋友的友谊和安慰，尽管工资微薄。教余，读读书，看看报，了解一些时事，又锻炼身体。可一旦咳嗽略止，他就学英语学德语，学绘画又搞书法。一次，同乡好友宣侠父途经杭州，陈范予送给他一幅精心描摹的孙中山像，并题词：
“历史上最伟大而光荣者，革命家也。中山先生竭毕生之力，躬亲为东方革命事业之指导。其言行之煊赫，当如日月共载族类乎!为写此像以贻我相敬相爱相期有成之侠父，望侠父早晚仰止景止，以坚向往之志，而有偿于先觉创道之情也。”
宣侠父得了这幅像如获至宝。他把这画带在身边，每想起同学，就摊开画卷。在西北远行的征途中，他劝陈范予好好养病，一旦疾况稍愈换个环境。
陈范予听着宣侠父的话。他清心寡欲，饮食起居得当，加上中药治疗，病况大有健转的苗头。
身体的逐渐恢复使陈范予增添了干劲和力量。他感谢同学、朋友的帮助，他得以自己的勤奋和艰苦卓绝的劳动来回敬他们。于是当年厦门鼓浪屿民钟日报社社长发来邀请时，他辞别亲友，爽爽快快踏上了南去的列车。
鼓浪屿真不愧一个呱呱叫的海上花园。这里景色秀丽，海陆相连，气候宜人。在这个著名的修养胜地做事，是宜于陈范予的身体的。陈范予深知朋友的好心。
第二天，民钟日报社召开社务会。他们围坐在一张长桌子上，以掌声欢迎着这位从西施故里来的“晨光社”文艺骨干。“陈先生的光临给我们报社增添了色彩!”社长说。
接着，社长又介绍了民钟日报社社史，介绍了几个版面的编排和编辑先生的情况。这个会是给陈范予开的。经过讨论和分工，陈范予分管文艺副刊，也就是说他做的是在《曲江工潮》做过的事。作为一名文化战士，陈范予当然喜爱这项工作。只因为自己是编辑，他很少写诗、发表诗，把版面和篇幅让给一些进步作家和文学青年。他自己则翻译一些进步书籍和著作。
第一篇译文是《土地革命之原因》。他觉得这篇文章最精彩的是讲清了为什么要实行土地革命的问题。当文章一发表，马上引起了读者的广泛